1、中译本序有幸把这部科学思想史和一般思想史的重要著作介绍给读者,我感到由衷的高兴。近代科学的兴起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开创了以科学文明为主要特征的近代文明,使我们开始系统地、严格地来认识自然,并且在古代和中世纪的背景下来反思人及其在宇宙中的地位。只要人类还存在,进行这种反思就是我们的永恒使命,也是人类精神的至高无上的追求。自从人类在宇宙中出现,这种反思便以多种多样的形式表现出来,科学的智慧和诗性的智慧只是其中两种主要的、且在一定意义上相互补充的方式。但是,正是在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问题上,科学与其他文化形态的关系最密切,它在整个文明进程中的功能和意义也最容易得到理解。近
2、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便示范了这样一种编史学研究纲领:在整个人类思想的背景中来考察和分析科学概念或科学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演变。就像本书的副标题所指出的,这是一部“历史的、批判性的论著。”正如宇宙中那种深刻、优美的秩序和和谐激起了一代又一代科学心灵的强烈的好奇心和不倦的理性探求一样,人类科学思想的历史演变也让我们留连忘返、穷追不舍,因为我们从中看到了人类理性在广阔无垠的宇宙(物质的和思想的)中闪烁的光芒。人作为茫茫太空中的一粒尘埃,只因那理性的光芒才变得伟大。这使我们想起最令伟大的康德充满敬畏的两样东西:我们头上的星空和我们心中的道德律!概括地说,本书有三个相互联系的基本动机或三条主线。首先是
3、揭示和论证新柏拉图主义和毕达哥拉斯主义在近代科学的确立中的重要地位,阐述了自然作为数学秩序的概念和数学作为知识之钥匙的思想。自然的数学处理要求把某些性质抽离和抽象出来作为对自然现象的本质描述,于是人以及表征他的特有性质从物理宇宙中被逐渐“放逐出来”,“主体”和“客体”的分离和对立成为“客观地”理解和认识自然的一个首要前提。结果便导致了本书的第二条主线,这就是第一性的性质和第二性的性质的区分以及对它们的关系的理解。这种区分在天才的笛卡尔那里以二元论的形式明确地表示出来,并产生了迄今仍引起热烈争论的所谓“心-身问题”(mi nd-bodyprob1em)。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就在于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
4、切哲学问题的核心,它本质上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因而涉及到与他所获得的知识的关系问题。它集中地体现了认识论与其他哲学分支的关系。在近代,自然的机械的图景是自然数学化的必然结果。详细阐述机械自然观的确立、它的具体涵义和局限性是本书的第三条主线。受力学的伟大成就鼓舞的自然哲学家们(那时还可以这样来一般地称呼他们)在尝试用力学的原理和方法来说明宇宙和万物时,也在试图突破它的局限性。上帝和以太的概念是在机械自然观受挫时往往被诉诸的两个东西。这个想法的必然性尤其表现在我们对宇宙的创生和它那和谐的秩序的困惑和茫然中,更不用说上帝的观念与一种道德秩序的关系了。可以说,迄今我们仍对“第一推动”充满好奇、感
5、激和迷茫。科学总是要寻求一切自然现象和事件的机制(注意“机制”这个词在英文中与“机械论”同属一词)。在这个意义上说,对机械论无是非可言,它只与说明的极限有关。我相信本书对机械自然观的论述有助于我们弄清它那曾被歪曲的本来面目。历史总是要通过历史来澄清。至于本书作者,译者查了几种百科全书,均无记载,想来算不上是与柯林伍德这样的思想家齐名的人物,但这不掩本书在思想史(hi story ofi deas)上的重要价值。在本书中,作者富有创见地探究了新柏拉图主义对近代科学的奠基者的深刻影响,指出了近代科学与古希腊哲学的思想渊源。本书由此而成为思想史上的经典名著。如果本书对于推进我国的科学思想史研究能尽绵
6、薄之力,那将是我最大的欣慰。从前言中推知,作者埃德温 阿瑟 伯特曾先后任芝加哥大学、康奈尔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哲学教授,早年曾就读于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在本世纪的早期岁月,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是美国哲学教学和研究的一个中心,以治思想史著称,也是美国自然主义的发源地。伯特的学术造诣和方向看来与此有关。译毕此书,感慨颇多,可谓一言难尽。最大的感叹当然是“冷”与“热”的强烈对比,一种潮流把我们推离了另一种潮流。可是,细细思量,对人类文明和人类思想的探源、考察和反思不仅是人的理性追求的需要,大概也与一个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和力量的显示不无关系。因而依然需要有人来承受清贫。感谢吴国盛先生的鼓励和敦促使译事得
7、以顺利完成。叶秀山先生帮助解答了原著中的希腊文,在此也一并致谢。最后,感谢本书责任编辑的辛苦劳作,使本书得以尽快与读者见面。由于译者水平所限,加之时间仓促,错译、误译之处在所难免,译文质量概由译者负责,也请读者不吝赐教。译者1993 年 4 月 10 日于北京前 言导论性的第一章 充分指明了本书要攻击的问题的范围。在这里我只需补充一点:为了承担哥伦比亚大学英国哲学史的高等课程,我把注意力指向这个问题的深刻意义。对英国的古典思想家的深入研究早就告诉我,只有当人们已经掌握了一个英国人的哲学时,他们才有希望意识到支撑着那些思想家的工作的动机,这个英国人在近代的权威和影响比得上亚里士多德对中世纪晚期的
8、权威和影响,这个人就是伊萨克 牛顿爵士。我深深地感激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主任 F.J.E.伍德布里奇教授,因为他的教诲的激励和他本人在牛顿哲学上的批判兴趣;我也要感激本领域的权威,纽约市立学院的莫里斯 R.柯恩教授;J.H.小兰德尔博士对同一领域进行深入的研究,他的批评使我受益匪浅,对此我也深表感激;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没有她的忠实陪伴和合作这项任务就不可能完成。关于本书中的引文我想说明一下。由于我主要是在处理迄今没有翻译过来的原材料,所以我必须对如下作者的著作的翻译负责:哥白尼(除了致教皇保罗三世的信外,那封信我使用了多萝西 斯廷森小姐在其对哥白尼宇宙论的逐渐接受中的译文);开普勒;伽利略(
9、除了他的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和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和数学论证外,在那里我引用了已指出的译文);笛卡尔,由我翻译的有关引文均取自库辛编辑的他的著作;莫尔的形而上学手册;巴罗;牛顿,由我翻译的有关引文均取自霍斯利编辑的他的著作,第四卷,第 314320 页。其余引文取自本领域中已有的译本。衷心感谢我的朋友和同事,芝加哥大学的 T.V.史密斯教授,他与我分担了阅读这些证明的工作。E.A.B芝加哥大学修订版前言要是我能够按照物理学的当前变革来重写本书,以清晰地把握自牛顿时代以来科学界所发生的变化,那该多好!作为对这个想法的替代,人们说服我,最好的计划是不抛开整部著作,而只作细微的修改。在这六年间,就
10、其影响而论,似乎还没有哪一位我所熟悉的历史研究者要求在这里体现出来的这番考察发生本质的变化。可是,最后一章 几乎全部重写。它原来的重点不再符合我目前的哲学榜样,它不能以这样一种形式显示出历史研究的教训,以致于为当代的思考提供恰当启示。E.A.B加州,斯坦福大学1931 年 11 月第一章 导论一、近代思想的本质所启示的历史问题近代人思考世界的方式是多么奇妙呵!这种思维方式也是如此之新颖,支承我们精神过程的宇宙学只有三百年的历史,它还只是思想史中的一个婴儿,可是我们却像一位年轻的父亲爱抚他的新生儿那样热情而又窘迫地拥抱着它。像他一样,我们对这个新生儿的本性一无所知;像他一样,我们只是虔诚地把它视
11、为亲生骨肉,让它难以捉摸地遍布和无拘无束地支配我们的思维。任何一个时代的世界观总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发现出来,可是最好的方式是指出那个时代的哲学家们反复提出的问题。哲学家们从未成功地完全游离于他们那个时代的思想之外,以便他们能够客观地看待这些思想,这种情况其实多得难以预料。剪短头发,使得自己更加入时的少女们也不是通过一个清教徒老修女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但是哲学家们的确成功地瞥见了在他们那个时代的形而上学概念中牵涉到的一些问题,并且在以多少无效的方式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辨时获得了无害的喜悦。让我们以这种方式检验一下近代世界观。有一些问题,对它们的正确处理已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构成了形而上学思想家们的主要工
12、作,这些问题是什么呢?哦,最引人注目的大概要算所谓的知识问题了,从笛卡尔向前追溯的思辩研究的主流一直渗透着这一信念:对知识的本质和可能性的探究是成功地攻击其他根本问题的必要准备。那么,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这些假定又是如何进入人的思维之中的呢?在人们强有力地相信哲学必须从事这项任务时,提出这样的问题当然是不合时宜和无益的,可是既然一些当代哲学家已经大胆地抛弃了认识论,认为它是对不真实的难题的研究,那么提出这些问题的机会就成熟了。知识问题把人们引入虚假的思想方向。使通过不可靠的前提达到的结论毫无价值吗?那么,这些前提是什么?它们是如何与近代思想的其他本质特点相联系的?究竟是什么东西诱使近代人
13、以这种方式进行思考?认识论在近代哲学中的中心地位绝非偶然;这是某种更深刻、更意味深长的东西的自然推理,这个东西就是人的概念,尤其是人与其周围世界的关系的思想。知识不是中世纪主导哲学的一个问题;人的心灵试图理解的整个世界对他来说是可理解的,这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人们学会把知识看作一个问题,这意味着他们已被引导着接受某些关于人的本质,关于他们试图理解的东西的不同信念。这些信念是什么?它们在近代是如何出现和发展起来的?它们以什么方式把思想家们推入那充塞于近代哲学典籍的特殊的形而上学企图中?这些对认识论大加诋毁的当代思想家们真的使这个完整的过程对他们来说是客观的吗?换言之,为什么近代思想的主流恰好就是这
14、个样子?当然,以这种笼统的方式说“近代思想的主流”时,必须附加一言,以表明这样说并未盲目陷入一个明显的危险之中。情况可能是这样的,近代哲学的真正有建设性的思想根本不是宇宙论思想,而是诸如“进步”、“支配”之类的社会-伦理概念,这些概念乃是解释近代思想的关键所在,而且,当我们对它的形而上学概念穷追不舍时,这些概念也就赋予它一个相当不同的轮廓。但是,在目前的处理中,我们并不关心近代思想的那一方面。尽管在最终的分析中,一个时代所形成的关于它的世界的本质的基本图景才是最根本的财富。这个基本图景是支配一切思维的最终因素。近代心灵显然拥有这样一个基本图景,宛如先前任何一个时代的心灵也会有一个基本图景一样,
15、明白这一点并不太难。什么是那个图景的本质要素,这些要素又是如何出现在那儿的呢?在今天自命不凡地开始进行的发生学研究中,为什么近代科学思维的确切性质和假定还没有成为真正无偏无倚的批判性研究的目标,这一点无疑没什么神秘可言。这种情况并不只是由于这个本身足够重要的事实:我们都很容易受到我们时代的观点的感染,并不加寻问地接受它的主要预设;那也归咎于在我们心中的权威原则,归咎于近代思想在成功的反叛中破坏掉的与中世纪哲学的联系。对于外在权威把大量命题强加给天真无知的心灵的那种方式,近代思想家已给予一致而有力的谴责,结果,人们很容易认为这些命题本身极不可靠,而支撑新的自由原则的基本假定,靠这个原则的支持成功
16、地寻求知识的方式,以及那些关于世界(这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似乎要牵涉到)的一般结论,则具有充分的根据,但是我们有什么权利把它看作是可靠的学说呢?我们能够为这一学说辨护吗?我们清楚地知道其含义何在吗?这里,我们确实需要对表示近代思想特征的那些基本假定的兴起进行一个批判性的历史研究。至少,我们有必要对我们自己的思想公设和方法做一种比较客观的审视,并以这种审视代替那种盲目的乐观主义。让我们初步地(虽然尽可能精确地)确定中世纪思想和近代思想在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概念上的对比,对于中世纪的主流思想来说,与物理世界相比,人在宇宙中占据着一个更重要和更确定的地位,可是对于近代主流思想来说,自然却比人拥有一个更独立、更确定、更持久的地位。对这种对比做一种更专门的分析是有益的。对于中世纪来说,人在任何一种意义上都是宇宙的中心。整个自然世界被认为在神学上是服从于人,服从于人的永恒命运的。在中世纪的综合中统一起来的两个伟大的运动犹太-基督教神学和古希腊哲学已不可遏求地导致了这一信念。那个时期盛行的世界观打下了这一深刻而持久的信念的烙印:人,由于具有希望和理想,是宇宙中至关重要的乃至起支配作用的事实。这个观点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