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沉沦的圣殿（46页）

1、今天与我徐晓【扫描者按】徐晓的与我原发表于在美国出版的 1999 年的春季号今天，后为华夏文摘转载部分章节（第一至四节，以及第十、十一节）。1999 年由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廖亦武主编的沉沦的圣殿中国 20 世纪 70 年代地下诗歌遗照收入了此文，但在敏感处作了较大的删节。现根据沉沦的圣殿一书将原华夏文摘阙如的第五至九节扫描补入。一今天创刊至今已经快 20 年了，现在它仍然在海外继续发行。但是对于我来说，这个今天已经不再是那个今天了。这不仅因为我不再参与其中，也不意味着我不喜欢现在的这本同名杂志，而是因为它在我的生活中已经不具有原来的意义。事实上，即使像世界大战这种重大事件，对于个人来说，其

2、意义也只能是纯粹的主观感受，正如文革的记忆对每个中国人都具有不同的意味一样。我清楚地记得，1985 年冬天，我踩着积雪到北京大学参加学生会主办的艺术节，北岛、芒克、多多、顾城被邀请在阶梯教室里讲演，当学生们对现代派问题、朦胧诗的概念纠缠不清时，北岛开始回忆今天。我不知道坐在讲台上的今天元老和主力们当时有怎样的感受，大学生们对这一话题的茫然和冷淡深深地刺痛了坐在听众席上的我，我觉得受了伤害，并且为这些无从责怪的学生感到悲哀，我甚至想走上讲台，讲述我们当年承担的使命和风险，我们所怀的希望和冲动那时离今天停刊只有四年，毫无疑问，如果现在处在同样的情境中，我不会再有如此过度的反应。不是因为我不再年轻，

3、被岁月磨钝了感觉，时间筛选了记忆，而是因为当人生走过了足以使你回头遥望后来者的路程之后，你已经懂得，每一代人都有不同的使命，每一个人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使命。对于中国文学史甚至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史来说，今天的出现、停刊以至流亡，将无可争议地被载入史册；但是，今天之于我，不是一段文学经历（至今我仍然既不是诗人也不是作家），也不是生活中的一个偶然事件，而是生活本身。所以，我记忆和记录的，不是历史意义上的今天，而是我的今天，我命运中的今天。二1973 年，我从一个朋友手中得到一本诗集，如果是一本铅印的书，可能不会引起我的兴趣，作家、诗人在我的心目中神圣得高不可攀，会因为离我太遥远反而被忽略。但那

4、恰恰是一个手抄本，用的是当年文具店里仅有的那种 6 角钱一本的硬面横格本，字迹清秀，干净得没有一处涂改痕迹。仅猜测那笔迹是出自男性还是女性之手，就足以使我好奇得一口气把它看完。记得其中第一首诗的标题是金色的小号，另一首六行诗微笑 雪花 星星我一下子就背了下来。那时我虽已是小学教师，而自己的文化水平其实也只是小学程度，对诗的认识则停留在文革前在文化宫朗诵班表演的贺敬之的雷锋之歌、三门峡梳妆台的水平上，手抄本中那些全新的诗句不可能不感染一个孤陋寡闻的 18 岁女孩儿。因为这本诗集，我认识了它的持有者赵一凡。一凡与众多所谓地下文坛的青年来往，热衷于搜集民间诗文，从他那里我读到了许多手抄的诗和小说。他

5、还以传抄传看禁书为己任，我看的带星星的火车票、麦田里的守望者、新阶级等书都来自一凡。他的家是个怪杰荟萃的大本营，像徐浩渊、王好立、章立凡等当年的活跃人物都曾在一凡的家里留下足迹。我在一篇题为无题往事的散文中这样表述一凡对我的影响：“我把他当作我的上帝，我相信他的每一句话，并不在乎他把我带到哪里，事实是，他带我到哪儿我都会万死不辞。”1975 年，我和一凡同时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捕入狱，两年的监狱生活使我情绪极为消沉，为此一凡介绍我认识了一些朋友，其中一个就是赵振开。现在人们都叫他北岛，而我至今仍然习惯叫他振开，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明我是一个极为恋旧或者说堕性极强的人。直到那时，我才知道，振开就是我

6、四年以前读到的手抄本诗集的作者。与此同时我也开始写诗，写完了拿给振开看，因为没能得到鼓励而终于放弃。我和一凡患难与共的友谊一直保持到 1988 年一凡去世。一凡去世时我刚刚生下儿子，虽然为自己没能在他重病期间更多地照料他而内疚，但对于失去他还没有特别的感受。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我自己生活中一些重大的变故，一凡之于我的意义凸现出来并且被放大。有许多次，夏日的雨后，秋日的黄昏，冬日的夜晚，我独自一人翻捡着他留下来的书信和日记，一次又一次对自己确认他已不在人世的现实。那不是让人流泪的痛苦，那是比流泪更加深刻的痛苦。在同一篇散文中，我写道：“我愿意他活着。为我而活着，为世上有一个真正理解我、呵护我、容

7、忍我的人而活着，尽管我很清楚世上没有谁能仅仅为谁而活或者为谁而死。”我已经不再是一个需要精神导师的女孩子，我有爱人，有知己，有忙不完的家务和工作，即使他活着，我们之间的友谊也会被琐碎的生活所淹没。但是，一凡是无法取代的人生舞台中的每一个角色都是无法取代的。一凡的死，以及六年之后我丈夫的死，使我体悟到，人与人，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绝不可能单单是情感的、精神的或者事业的，它更像是一个场，其引力和魅力是无法悉数的。这是极为个人化的感受，还不能忽略的是，一凡的行为对于文化的传承、一凡的人格对于精神的建构所具有的象征意义。是的，它仅仅是一种象征。因为中国像一凡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少了，我不知道是过多的灾难泯

8、灭了人性的光辉，还是人性的黯淡导致了众多的灾难，如同我不知道，灾难是上帝对我们民族的惩罚还是褒奖。应该感到幸运的是，今天有了一凡，他提供了很多诗人自己都没有保存的旧作，做了许多别人不愿意做的琐碎事物。很难说清，是今天凝聚了不止一个像一凡这样有人格魅力的人，还是这些具有魅力的人成就了今天。1978 年底一个周末的晚上，我到朝阳门前拐棒胡同去看望一凡。那时我在大学中文系读一年级，一周一次去一凡家就像是家庭作业，几乎从没落过。一凡家的胡同口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它可以被看作是中国的皇家出版社，建国以来最重要的文学作品几乎被它垄断。似乎是一种机缘，在一年中天黑得最早，也是北京最冷的日子里，我在出版社门口看

9、到几个正在张贴油印宣传品的青年，其中一个就是赵振开。他们蹬着平板三轮车一天内跑了几十里路，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张贴自办的文学刊物。天已大黑，看不清刊物的内容，但自办刊物这种形式本身足已使我兴奋和激动。振开向我介绍了在场的其它几个人，其中有芒克、黄锐和陆焕星。他们是今天的创始人，张贴的第一期刊物就是在陆焕星家里印的。1977 年 8 月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同年 11 月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发表，标志文艺界开始自我解冻，一年之后，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引起轰动，连同稍后出现的话剧于无声处、小说神圣的使命，被视为接踵而至的伤痕文学的发端。然而，这些都不过是官方政治框架内的思想解放运动波澜

10、中的涟漪。与此同时，上层的权力争斗引发了关于“两个凡是”的讨论，北京出现了西单民主墙，北京之春、探索、四五论坛等一批政论性刊物应运而生。今天创刊于 1978 年 12 月 23 日。在创刊号的“致读者”中引用了马克思的话剥离出文化专制的实质：“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唯一的色彩，每一滴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能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由北岛起草的这篇发刊词中还写到：“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五彩缤纷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属于大自然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开放在人们内心的花朵。”显然，今天所追求的是自由的人文精神，但由于中国独

11、特的政治背景，她无可选择地只能和政治性极强的大字报、民刊贴在同一面墙壁上，便给了人殊途同归的感觉。她的作者们自我标榜从事纯文学创作，但这种所谓“纯文学”也只是相对于意识形态化文学而言。虽然今天的发起人在创意时曾经达成保持纯文学立场的共识，但事实上这是完全不可能的，由于振开和芒克坚持参加民刊的联席会议并参加了民刊组织的“1125”讨论会，违背了不参政的初衷，导致最初七位编委中有五人退出，仅留下了他们俩人。我相信，退出的绝不是因为胆怯，也许他们的本意是想在文化的沙漠中建起一座象牙之塔，而不是在政治的泥潭中种一株荷花，殊不知这都不过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走开的和留下的应该说都有理由，因此也应该受到同样的

12、尊重。不久黄锐又回到编辑部，并在其后成为“星星美展”的主要发起人。在一凡家胡同口偶然相遇之后不久，我在振开家与一些朋友相识，他们都是今天的志愿者，其中有周郿英、王捷和李南、程玉、陈彬彬三位女性。李南的前夫当时是政论性民刊北京之春的成员，而她本人更感兴趣的是文学，这多半由于她出身于艺术世家。她的母亲和阿姨都是中国最好的话剧团体北京人艺的演员，舅舅是中国第一代最负盛名的交响乐指挥家。李南在与振开第一次见面时，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她的父亲曾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所属首都剧场的经理，被打成右派后放逐到外地劳改，二十多年来，歧视的目光、划清界线的教育早已使她遍体鳞伤。当人们纷纷祝贺他们合家团圆时，与父亲隔绝了

13、二十多年的女儿内心充满了悲凉，团圆的结局是虚幻的，而父女间的陌生却是永远的。李南没有想到，死死缠绕着她的家庭团圆的故事，很快被振开改写成文学版，小说归来的陌生人发表在今天第二期，主人公那无以言说的情感在字里行间流淌。程玉是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小女儿，1976 年因涉嫌李冬民反革命集团案而被捕入狱。我坐牢时不到 20 岁，本以为是年龄最小的政治犯，而小玉那时才只有17 岁，除了同病相怜以外，我们俩人之间的缘份还在于，虽然不是同案，但坐牢时被关在北京城南的同一座牢房里。1980 年小玉留学美国攻读教育学博士，似乎有一种命定的缘份，六 四时她代表海外留学生回国声援，我们俩在人山人海的天安门广场不期而遇

14、，她走在打着“海外学子”横幅的游行队伍里，我们互相拥抱，我激动得流了眼泪。小玉住在天安门附近的晨光街，6 月 5 日清晨，我们在她家门口巧遇并匆忙告别，她按计划乘当日的飞机返回美国，我们都没想到，连同仅一岁的大儿子和腹中只四个月的小胎儿一起在机场受到非难，一周之后才抵达美国。彬彬后来嫁给经济学硕士曹思源，曹主持起草了中国的破产法，被人称为“曹破产”，也许是因为与四通公司总裁万润南有瓜葛，六 四时曾被捕入狱。我认为，例举这些人的背景，记述他们的个人经历对于了解、研究今天的生成和影响并非赘言。这些人都只是文学爱好者，但都不搞创作，他们聚集到今天周围显然都有文学以外的理由。这至少说明，在中国，也许不

15、仅仅在中国，纯粹的文学、学术是不存在的。不管今天的创办者是如何地试图纯文学，都无可奈何地与初衷相背离，而一但介入其中，将必不可免地被逐出主流社会，其命运的坎坷也是可想而知的。直至今日，我的这段和民主墙有关的历史，仍然被政府、被不知情者认为是我热衷于政治的表现。对此我从不辩解，自由的意志和精神总是与政权相悖的，要么你放弃自己的权力，要么你就是这个政权的叛逆，我们天生意识形态化，我们只能意识形态化。5 年以后的 12 月 23 曰，我们在周郿英的办公室聚餐，纪念今天创刊五周年，事后得知，那晚的情况公安局居然一清二楚，而且还找了万之正在读研究生的学院给他施加压力。10 年之后北岛特意从欧洲赶回国内参

16、加创刊十周年纪念活动，由芒克主持的那次纪念会，参加者近百人，会上散发了由老鄂编写的“今天大事记”，宣读了给赵一凡的悼词，并将首次“今天文学奖”颁给了诗人多多。老鄂笑咪咪地说：“如果给今天的生日蛋糕插上蜡烛的话，那只该是两支，而不该是十支，因为它实际上只存在了两年。”但是，我们宁愿认为它始终存在着，事实上，它在许许多多人的生活中依然存在着。15 年以后的同一天，在京的芒克、老鄂以及从日本回国的黄锐、从美国回来的杨炼等十多个今天成员和作者在王捷家举行没有任何仪式的聚会。明年将是今天创刊二十周年，不可能再有十周年时的纪念阵容了，但我相信会有一些人还能记得这个日子，因为归根结底，今天是从深海里浮出来的冰山，是落水者生命的桅杆，是流浪者的精神家园。我们从不同的方向走来，在一种精神的感召下汇合在一本杂志的旗下，并必然地从这汇合点向不同的方向出发。对于历史来说，民主墙、民刊是一个事件，一种现象，一场运动，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能对历史产生影响，但不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但对于个人来说，这就是命运。宇宙的规律告诉我们，星众星散有着它神秘而不定的规律，人也逃不脱这一规律，任何人的意志都无法改变，只能是沿着各自命